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 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 界。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 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 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东藏记》一书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 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 的台湾(专题)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 厚。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 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在警报 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为何能创造出世界教育史上的传奇呢?宗璞 在这部小说重现了少女时代在西南联大的一段亲身经历,那时她的父亲、哲学家冯 友兰正在联大任教。她并没有刻意去寻求答案,却在不经意之间说出了若干秘密。 《东藏记》以它特有的方式,部分地揭开了谜底:西南联大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教 授和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在奋力保存、传播和发 扬着文化和学术的命脉。他们坚信,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民族就不会消亡。这 种信念支撑着他们在警报声中探寻真理、研究学问、关心时务、追求民主。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却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暗藏着闪闪 的机锋。整部小说总体风格的温婉舒缓,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张扬,形成了颇为奇妙 的落差。前面还是“春江花月夜”,突然之间却转化为“高祖还乡”,中间似乎缺 乏必要的“起承转合”,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不协调”。换言之,在抒情的段落之 间,穿插锐利的杂文笔法,让文本充满了张力。   《东藏记》中涉及的诸多人物,大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他们几乎都 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和文化泰斗。作者的家庭便是其中的一员,因此作者对 他们有着若干近距离的观察,而不是外人的那种“高山仰止”。不仅有“赞”,也 有“贬”,不仅有温情,也有冷嘲。这些文化人并非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不 能将他们理想化。他们当中也有虚伪冷漠、自高自大的“局外人”,身上也有“高 级阿Q”的种种劣根性。宗璞描写这类人物似乎得心应手,这些文字颇具英国小说 《小世界》的风味,也有向清代伟大的小说《儒林外史》致敬的意思。在此意义 上,《东藏记》不仅是一部抗战小说、一部回忆小说,亦是半部“反知识分子小 说”。   《东藏记》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人物,是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夫 妇,名为尤甲仁、姚秋尔。他们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在 他们刚刚登场时,作者便描写道:“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 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那么, 他们的学问究竟如何呢?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 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 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对方又问:“这 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 看法。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 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 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学术“我注六经”的方式。“我”看不见了,“我”成 了“六经”的奴仆。对此,宗璞借书中另一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 子就不是自己的了。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这样的教授对学生而言, 不是开启心智的导师,而是一座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泰山。台湾学者吴祥辉在 《芬兰惊艳》中记述了与一名芬兰学生的谈话。芬兰人马蒂曾经到台湾留学,他比 较了芬兰与台湾教育的差异:“比方说,一个题目出来,我们芬兰的学生会很简要 地提出一些相关的理论和见解,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看法。台湾不一样。我 提出四个已经有的理论,他们马上说,不对,有第五个,你少写了一个。还有的会 告诉你该去读什么书和什么书,还有七个、八个理论和方法。他们并不关心你有什 么自己的想法。有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是那么重要。”台湾是如此,大陆何尝 不是如此?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和教育的方法,固然培养出对知识的高度理解力,却 使得学生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模式和学术传统,始终将记忆放在第一位。于 是,尤仁甲这样的记忆力超群的学者便倍受尊崇。日前,日本学者研究得出一个惊 人的结果:猩猩的记忆力优于人类。对此,学者笑蜀评论说:“教育的使命是使人 成为人,教育当以思考为中心,也就是天经地义,所谓教化,所谓启蒙,根本的涵 义就是教人思考,教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大脑判断,用自己的心去选 择,而不是人家给什么,就往自己的大脑填什么;人家要自己怎样,自己就怎样。 用这样的尺度丈量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我不能不认为,它们本质上是 反教育的,孩子们那似乎永远不能减轻的沉重的书包,那似乎永远不能减少的漫长 的学时,那似乎永远不能简化的刁钻的考试,在在显示着一个趋势,就是把人变成 大猩猩的趋势。”这种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比赛记忆”的评价方式,至今仍然统 治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如果说以上对尤仁甲的描述,涉及的仅仅是做学问的方法和路数,那么下面的 描写则是对其个性和人品的质疑,更具讽刺意味,可谓画皮画骨。有一处写尤氏夫 妇互相吹捧,颇有晚清讽刺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 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尤甲仁则说:“内 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两人的这种互相赞美已 经日常生活化了。这对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才气纵横,好不让人 羡慕,却不由得不让人疑惑:这两个如此骄傲的人、如此冷漠、如此以自我为中心 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他们真的相亲相爱吗?他们是更爱自己,还是更爱对方 呢?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那天崩地裂的时代里,知识分子是否应当心安理 得地躲在“自己的园地”里?法国思想家朱利·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 指出:“如果对事物之间活生生的关系毫无兴趣,一个人会只是一位杰出的艺术鉴 赏家,不涉及其他领域。……如果没有这种活生生的关系,小说、诗歌、剧本就不 会长久流传下去。”《东藏记》中毫不留情地写出了尤甲仁的自私和虚伪:尤甲仁 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他却攻击一位批 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 某某教授善于投机。这可不是我说的。”别人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国民党当局的独裁 统治,他却在一边自以为高明地说风凉话,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对方 是“投机”。宗璞本人并非热心于时政的人,但即便是宗璞也对这样的言谈举止不 以为然。可见,当时尤姚二人在教授圈子里如何不受欢迎——“他们以刻薄人取 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 考虑对别人的伤害。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射猎必须打中活物 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   那么,尤甲仁夫妇的人物原型究竟是谁呢?我想,对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 略有了解的读者,一眼便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有人 说,宗璞如此作践钱杨二人,是因为父辈间的恩怨。冯家和钱家是否有私人恩怨, 我并不清楚,也不感兴趣。但我很喜欢宗璞所塑造的这两个人物,他们颇具典型 性。而从小说到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再到小说,通常只有一步之遥。钱钟书写 《围城》,洋洋得意地讽刺别人,却没有料到自己成了《东藏记》中的主人公之 一。他何以忘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呢?   钱钟书夫妇的偶像崇拜,早该破一破了。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的行事为 人。虽然他们两人学识渊博、记忆超凡、著作等身,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 罪恶发过言?他们从来没有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其上的同胞有过痛彻心肺的大爱。钱 杨二人,其生存秘诀无非是蜗牛与鸵鸟。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一名有良 知的知识分子,真能做到无视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能做到假装看不见暴虐的专制 权力吗?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短暂任教之后,不能忍受后方物质的匮乏,便离职返回 沦陷区的上海,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抗战胜利之后,他还因此受到国民政府 的审查,经过多方打点,方才得以过关。   一九四九年之后,钱氏夫妇的生活大抵波澜不惊。钱钟书虽然对外塑造出一幅 超凡脱俗的模样,却没有像陈寅恪一样斩钉截铁地拒绝学马列、趋新学。在暴力肆 虐的“文革(专题)”之中,他拼命讨好某身居高位的清华老同学,正是靠着此“理 论权威”的照顾,才讨得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好差使。即便在干校中,这对夫妇亦精 心得评估进退得失,周密而稳妥,有杨绛之《干校六记》为证。如果完全断绝权力 之诱惑,钱钟书为何在晚年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这一高官呢?如果真 的不在乎名利,杨绛为何通过官府向与钱钟书学术观点不同的青年学者施加压力 呢?他们夫妇所标榜的隐居生活,乃是一种“北山移文”式的隐居,古人早就用过 了,并不是钱杨二人的首次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