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嘉诚、何鸿燊、谢国民、林梧桐、陈永栽等香港、东南亚商业巨贾,中国 人民以前总是充满崇拜质感,并称其为财富的“教父”,但是,他们的致富之道也 许并没有这么光彩。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便披露了他们“肮脏”的发家 史和财富秘密,该书作者为史塔威尔。“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撰写评论称,本书 不少内容,有待“教父”们自行澄清。   “白手起家”的真相   “华裔大亨多为白手起家”,这是一个谎言。真正白手起家者,最多只占其中 五分之一。而多数大亨,均在某种程度上靠祖荫或父荫起家。该地区真正发达起来 的商人,多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     这些富豪要么本来就家庭出身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当然这些富 豪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财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这种努力主要 是体现在,利用已有的财富做资本,进行政治寻租。     李嘉诚总是说自己小时候如何穷,怎么没机会读书,实际上,在他为富有的舅 舅工作之前,他读过几年书,然后娶了表妹。他开始的生意得到丈人的经济支持。 毫无疑问,李是一名商业天才,但他的天才在于他搞关系、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 由竞争的环境下,他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投资、管理的能力。     史塔威尔指出,“教父”们最热衷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非人穷困日 子”,说法太夸张、失实;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 所所长王赓武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王教 授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 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史塔威尔还曾以此事质疑“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李 爵士冲口而出,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东,便是从 无到有的典型巨贾。史塔威尔不以为然,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 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 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 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 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 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 优势。   行垄断之实,不从事出口业   史塔威尔指出,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是他们大 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 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 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 策。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 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 进而财源广进。     人们常有的一个错觉,以为香港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经济体(弗里得曼认为它是 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区)。实际上,香港的对外经济(贸易)确实是最自由,但它的内 部经济,却一点不自由,地产、公用事业、零售等各行各业都被寡头所垄断。为了 阻击零售业的竞争,李嘉诚不让家乐福的运货车进入长江实业拥有的物业地区,打 断水电供应。     如果扣除李嘉诚在垄断性资产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后,即使加 上他售“橙”中获得的巨额收益,他在开放市场上的投资收益,并不比被动投资的 收益高。(有意思的是,就像热衷“庄股”的内地股民一样,被李一次次玩弄的香港 股民,始终对“超人概念”乐此不疲。)   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   有迹象显示,东南亚富豪们的财富地位,和他们的“去中国化”程度上是成正 比的:与当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当然,更准确地讲,他们的财富地位,与他们的“文化本质”并无太大关系, 而是取决于他们的适应变化的能力。无论是早期的殖民统治者,后来的民族主义 者,还是日本占领军,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够根据政治统治者的变化,不断改变自 己的颜色。随着港澳回归,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强盛,越来越多的富豪成了“爱 国人士”。     何赌王以二战时与日本人做贸易起家,现在则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一些为了开 拓中国市场,尽力要向国人体现自己“华人性”的富豪,实际上华语能力已经很糟 糕。     选择性节俭   作者所提到的富豪们所极力要显示的“节俭”“勤奋”,也令人喟叹。全世界 都知道李嘉诚戴西铁城手表,或者某富豪飞机只坐经济舱,等等。但同样是这些节 俭的富豪,却拥有众多的豪宅、劳斯莱斯和女人。     “教父”们的节俭被称作“选择性节俭”,他们中不少仍住在数十年前购下的 古旧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节俭的身教示之儿孙,洋记者忽略的还有不愿舍弃“发财 宝地”的风水问题);有人买下大屋后拆建为数间较小的物业,然后把它们卖出或分 租,保留一间“赚回来的”自住。他们中很多人支取比扫地杂工还低的工资,以示 不计较收入“无偿为股东服务”。为此,史塔威尔指出香港有薪俸税而无股息税, 揭穿了“低薪之谜”。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 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虽从高位略为回落,然而,其“香 港首富”地位应该保持,这二十年来,他仅从恒基地产收取的免税股息便可能高达 三亿美元,唯数十亿港元在千多亿的身家中,小数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国拥有超过 三万个物业单位,这些年来美国楼价翻数番,加上私人投资基金,他的个人财富真 的不可估量!     这些富豪经常称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但不要忘记,他们所说的工作 可不是一般企业主所说的研究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产品,监督生产流程,而是指使 下属,陪重要人物吃饭,打高尔夫球,和其他的娱乐节目。   官商一体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富,官商一体(不只勾结这么简单) 及裙带关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项背,他们中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Mario Puzo 笔下(也是后来的同名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头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苏哈托 的次子汤米,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     他于2000年(其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贿、盗窃国家财产(欠印尼央行十余亿美 元)及非法侵占国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在狱中指挥“门客”,成功暗杀 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无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 警察开路捣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杂志Tempo并殴伤多名记者(此事闹上国际法庭,却 因没有人敢做目击证人而不了了之)。汤米其后“上诉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 条件”获释……把其他纯商业大亨和这类借父荫强取豪夺的流氓型人物并列,不加 引号是不合理的。     不过,在中国,“关系”会变得很复杂。即使你搞定了表面上的决策人,但一 个小小科员的作梗,都可能让你面临麻烦。     作者举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在苏州搞的新城。尽管李光耀是关系高手,搞定了 中央政府,但苏州当地政府的不同意见,导致计划的失败。真正的关系王国就是东 南亚:如果你搞定了当权者,就可以把国库当自己的ATM机,直接从中央银行提 钱。     地域的原罪   虽然人们把新加坡、香港视为发展的模范,但实际上,这两个城市成功的根本 原因,在于他们被腐败、低效的国家所包围,而他们把自己定位为这些国家提供洗 钱、走私服务的中心。     新、港两地,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虽然差别很大,但人均GDP却没有大的区别。 这意味着,他们的根本优势,还是在于地理位置和市场定位。     为什么一贯强调儒家道德的新加坡会开赌场,据说对卖淫态度也比较宽松:它 的定位就是一个洗钱中心,是经济罪犯的天堂,许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经济罪犯都生 活在此,新加坡的相当大部分金融资产来自印尼富豪。近几年新加坡金融业发展很 快的一个原因,在于欧洲的反洗钱法规越来越严,很多不愿见光的资金从瑞士转了 过来。     在导致谢国忠从摩根斯坦利辞职的邮件中,他写道:“新加坡一直标榜全球化 的成功故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来自为印度(专题)尼西亚贪官及商人洗黑 钱,现时印度尼西亚已经无黑钱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盖赌场,以便吸引他国的贪 污资金。”     而香港的起家源自走私,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